而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与此类似，合法的私有财产意味着财产权的内容要先由法律来形成。
我自己觉得姚老师认为西方的这些移植把我们的文化都打碎了，因为这几年我在教宪法学，跟我的本科生讨论宪法的问题，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死刑问题、堕胎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把西方的这种东西，人人平等，把少数人的尊严，个人尊严也像宪政当中强调的那样，限制国家权力等等，要跟我们的本科生讨论都是很困难的，他们会在深度讨论的时候告诉你他们是另外一种人权的孩子，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并不觉得我们是被西方操纵的，但是肯定是很多西方的制度蔓透进来。然而，如果没有一个超越性渊源，法律何以控制权力？另外，人们又何以审查不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说，违宪审查的终极依据何在？我相信，对这些关乎法治的重大问题，现有的法理学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我的导师张千帆教授今年也出了一本关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书，叫《为了人的尊严》，他企图利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概念替换西方的概念，即用尊严替换权利，证明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宪政伦理的资源。假定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做一个调查你会发现，当地企业家都对金融的正规法律其实非常愤怒。国家移植苏联法律，法学界就移植斯大林法理学。中国现在要建立现代世界，需要引入现代法律。下面我们有请刘毅老师发言。
这种研究只具有纯粹知识上的意义，不再具有现实的这么一个立法的意义。主持人：我们感谢姚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很刺激性的，很具有冲击力的立意，并且是体现成扎实思考的文字，而且我觉得可能这样一种思考可以引起争辩，这个争辩不一定要达成一个共识，大家认为这是可以争辩的问题，这本身就是意义之所在，我们感谢姚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一场演讲，表示欢迎。另外，对当事人提出不公开审判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当事人意见，考虑其他因素，说明最高法院认识到了公开审判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事，而是事关司法权威和整个社会利益的重要法治制度。
美国的数字化法院建设，其初衷也是为了便于法院实现高效管理，美国法院的电子查询系统居然要收费，理由是为了系统的维护，但如果他们能够知道向公民提供法院信息的电子记录是法院的义务和公民的权利，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决定。全面公开原则亦从两个方面进行表述：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案件审理过程，要保证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三）电子形式的公开：司法机关的新义务电子技术的发明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较早的国际人权文件和其他国际准则中没有针对电子形式信息公开的专门表述，比如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还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少数法院的判决书上网和审判过程的网络直播以外，各级法院的所谓数字化法院建设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实现审判管理的数字化。
在信息共享、信息化、征信管理、办公自动化、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安全等领域还没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层级的法律规范。但总体上看，法院网站建设情况落后于政府网站。修改后的规定将许可权收归高级人民法院，显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直播庭审问题的慎重态度。仅仅一个月时间，系统就收集了全国各级法院新收执行案件30万件。
重庆江津区法院已经建立了审判运行管理、司法政务管理、公共信息服务三大系统。（二）向新闻媒体公开：遵循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要实现法庭审判的公开，缔约国应当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出席法庭审判提供必要的条件。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 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若干意见》一改过去严肃的公文文风，生动地指出：司法公正应是‘看得见的公正，司法高效应为‘能感受的高效，司法权威则是‘被认同的权威，审判公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
在此同时或者之后，最高法院还颁布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司法公开文件，包括同时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规定了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关系的规则，明确了人民法院对媒体采访报道的保障措施和人民法院对媒体的五条限制措施（五条禁令）。（二）有限司法公开时期（2004-2008）《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2004—2008）规定：要进一步落实依法公开审判原则，采取司法公开的新措施，确定案件运转过程中相关环节的公开范围和方式，为社会全面了解法院的职能、活动提供各种渠道，提高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执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透明度。
（4）发展阶段（2000年10月至今）。对于司法机关作出决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媒体有权要求采取对于禁止报道的补救措施。
立法应当赋予公民和媒体记者一种权利：当他们申请一个案件公开审理的时候，如果法院不公开审理，他们同意有权针对这一决定提起诉讼。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外一律公开进行。根据上述规定，当人们公开审判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可以基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进行上诉。如果说《若干规定》确定的审判公开是小公开，《若干意见》则可以说是大公开，从狭义的审判公开走向了广义的审判公开，即司法信息公开或者司法公开。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2010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确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的决定》，这一决定确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等100个法院为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其中高级人民法院11个、中级人民法院33个、专门法院1个、基层人民法院55个）并同时确定了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具体的打分考评办法。
在牵涉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外，增加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的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及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的离婚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其他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三种不公开审判的情况。而数字法庭功能除了规范庭审行为、采集庭审信息，还能实现远程审判，使身处异地的当事人也能面对面打官司。
我国宪法确立了审判公开制度，并在三大诉讼法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与《若干规定》比较，《若干意见》重新界定了审判公开的内涵，扩大了公开的范围，与实践中诉讼的进程相对应。所以，要使司法信息的电子记录公开正当化、合理化，唯一的办法是颁布国家《信息公开法》和《电子政务法》，这一法律应当适用于任何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资助的公共机构，当然包括法院。
即对于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录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人民法院开庭审判的案件，应当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自主媒体出现的根本特点是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一体化，即人大传播省略了作为媒介的媒体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所期待的言论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形式平等，才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见下图） 从数字化法院建设的具体内容来看，包括了审判运行管理、司法政务管理、公共信息服务三大系统的数字化。
（二）质证、认证公开。目前法院网站域名的选择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托中国法院网，域名以chinacourt.org为后缀。
中国确立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基本思路是：遵守国际公约、尊重国际习惯，并根据国际规则确定法院、法官、警察及检察机关、律师与媒体关系的规则，确立记者拒证权。由审判公开拓展至司法公开，则是本世纪以来司法改革的成果。
在中国司法改革举步维艰的大背景下，以公开审判这一程序问题为切入点进行改革以促进司法公正，无疑是容易产生效果的明智之举。对于缔约国来说，公开审判包括了如下义务：法庭必须使公众可以获得有关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并在合理的限度内，为感兴趣的公众出席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
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出于审判工作的需要，凡是与保护当事人权利有关的审判工作各重要环节的有效信息，也要予以公开。在缔约国为确保审判公开而应当承担的义务方面，欧洲人权法院也有明确的表述：只有在公众能够获得有关审判日期和地点的信息和公众能够进入该地点的情况下，审判才符合公开性的要求。外国记者的旁听按照我国有关外事管理规定办理。这一纲要将司法公开的范围和方式作了进一步开放的规定，提出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裁判文书公开，为以后全面司法公开（六项公开）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基本框架。
当然，这一年最重要的司法公开举措是在2009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执行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颁布实施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以下简称《六项规定》）。未包括民族自治区的高级法院和较大市的中级法院。
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相、摄影、录播庭审实况。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就是针对媒体违反自律规范、行业伦理等职业道德的情形的，在媒体报道信息量越来越大的今天，当事法院指出来才有利于媒体发现问题。
，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是中国信息化建设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以我国前期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为基础。按照《若干规定》相关要求，经审理法院许可后，即可以进行录播。
